1983年，《画魂——张玉良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位淹没在岁月风尘中的女画家——潘玉良（原名张玉良）开始为大众熟知，并享誉海内外。如今，这本书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了16种不同版本（后来更名为《画魂——潘玉良传》），还翻译成了外文出版，同时被多次改编成影视戏曲，搬上荧屏舞台，巩俐、李嘉欣、马兰、韩再芬等知名演员争相出演。

安徽博物院作为潘玉良画作的最大收藏保护及展示机构和博物馆，值《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特展推出之际，今天，力邀《画魂——潘玉良传》作者、八十二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石楠先生做客安徽文博讲堂，她就这本书的写作动因构想，创作过程中的诸多困惑、潘玉良这个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艰辛和追求以及作品面世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与争议作了详细深入的讲解，并与现场听众一起分享创作背后的人生感悟。基于此，本刊特别推出石楠先生此次做客安徽文博讲堂的讲稿全文，以飨全国读者。

苦难是辉煌的底色

——我写《画魂——潘玉良传》的前前后后

首先要讲的是潘玉良的姓氏之谜，也是我这本书书名的几次变更过程，为什么开始发表在《清明》杂志上题为《张玉良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成书时书名定为《画魂－张玉良传》，后来书名又改为《画魂－潘玉良传》。她到底是姓张姓潘还是姓陈？我认为她姓张的依据是她在法国举办的《潘张玉良夫人画展》说明书。她丈夫姓潘，她将夫姓放到自己姓氏的前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婢的传统习俗，在《清明》发表时，我认为不应该沿袭传统习俗，所以用了《张玉良传》为题。198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书前，请我去做些调整、补充和修改，编辑要我重新起个书名，张玉良传作副标题。并要求这个书名既要简洁响亮又符合书的内容。我想了很多都不满意，就与住在对门房间也在那里改书稿的上海作家张锦江和西藏作家益希?单增商讨，请他们帮出主意。《画魂》这个书名是当时的西藏文联主席益希?单增给我想出来的。后来为何又改为《画魂－潘玉良传》，是因随着这本书在海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她那些散居在海内外的同事学生朋友读到这本书，纷纷给我写信，说她一直以潘姓行世，建议最好改成潘玉良传为好。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后来再版中，都改作《画魂——潘玉良传》了。后来又有人说她的本名叫陈秀清，但无从查证。为了避免混淆，我今天的讲稿，就统称她作潘玉良了

我为何要写潘玉良

一部能引起读者广泛共鸣作品，一定是从作者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真情实感之作，它是作者心灵的传记。我为何要写潘玉良，这与我的坎坷经历，我的人生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出生在安徽太湖县李杜乡笔架山下一个小山村。风景优美，贫穷却在那里施展着淫威，我在那里度过的是凄楚寂寞的童年。

我降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月，母亲生我在逃难的路上。注定了我的人生要与苦难相伴。

我是母亲的第五个女儿，前头四个姐姐，因为家贫，生下不久，都送给了人家，其实是令人心碎的丢弃。父母打听到谁家没有小孩，就在漆黑的夜里，悄悄把婴儿放到人家门口，然后躲到屋角后面，点燃一挂鞭炮，惹得村狗汪汪叫，婴儿吓得哇哇哭，没孩子的人家抱起了婴儿。送出去的四个姐姐，两个被活活饿死了。我之所以幸免于难，这得感激我的祖母，她坚持要留下我，说留个姐姐，才能引来弟弟。

我家祖上都是文盲，祖父是铁匠，常年在江南贵池乡下打铁。父亲是老实巴脚的农民，想田都想黄了脸。我们那里属于大别山老区，解放前夕，兵荒马乱，山里的地主纷纷卖掉田地往外逃亡，祖父一下买了一些很便宜的田，兴奋过度，脑溢血死了。结果是给父亲买了顶地主帽子，我便成了地主的女儿。我想上学，没有读书机会，只在夜校的扫盲班识得几个字。直到我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才在乡里小学校老师的帮助下，走进校门，插进五年级。

我十分珍爱这个机会。1955年夏，我以全区第一名，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太湖中学，靠几元钱的助学金和一些老师的资助，勉强升学。

我初中毕业，父亲的肺结核病一天重似一天，母亲又因缺乏营养，双目失明，因为我是地主的女儿，学校再也不敢忽视阶级路线，继续给我助学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班级第一名，可我仍然不得不终止学业，到安庆市当学徒工。每月只有十二元钱的生活费，我还要省五块钱接济家里，五分钱的萝卜角当菜吃一个礼拜，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我的求知欲，我看一切能够找到的书，不放过任何一个自学的机会，上函授，听讲座，安庆市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几天就去换借一本书，我认认真真写读书笔记，知识的甘霖润泽着我痛苦的心灵。我在三家小工厂一待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多么漫长啊，地主女儿的帽子，在强调阶级成份和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就是一块沉重的石磨压在我的头上，我饱受冷漠和歧视，不管我如何努力工作，我的工作如何出色，但好事没有我的份，运动一来我就要提心吊胆，害怕有什么祸事要突然降临。但这二十年，也是我丰富自我，提高自我的二十年。我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写了成麻袋的读书笔记，为我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和人生体验。

打倒四人帮”后，国家遵循周恩来总理的遗嘱，要编辑全国古籍图书善本书目，我因自学过一点古文，1978年调到了安庆市图书馆，作了古籍管理员。这时我已是四十一岁的人了，膝下两儿一女，家务繁重。但为了能自由航行在书海里，啃起了生涩的古文，像小学生那样，向老先生请教，将诗词、文段抄在卡片上，随时带在身上，供上下班路上背记。到了1981年，我已读了较多的古籍，开始萌生为巾帼才女立传的念头。我们古籍部，常常有学富五车的老知识分子到我那里看书借书，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忘年之交。记得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时任安徽省政协委员、原国民党新疆省代理书记、特赦战犯李帆群老先生来找我借安徽的地方志，他正在编著《安庆史话》。我放下手里的工作去给他找书，当我把他所要的方志从书库拿出来交给他时，他对我说，你不是想要为巾帼中的一些不见经传的才媛立传吗？我想到一个人，我建议你写写她。她叫潘玉良，是潘赞化把她从窑子里赎出来的，她进过上海美专，去巴黎留过学，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过书，后来去了法国，就再没回来，听说她在巴黎还很有名气呢。我和潘家做过邻居，知道这事。这时下班铃声响了，我们各自往家走。可我的心情却没法平静，我心里老在想，一个出身青楼，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女人，她是怎么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术都会巴黎的知名画家的？我想象着她的身后一定是一串串滴血足迹。我被自己的想象激动着，吸引着，热血翻滚着，饭不下咽，匆忙扒下了几口饭，冒着夏日正午的强烈阳光，匆匆赶到李老家，请求他带我去拜访潘赞化的儿媳妇彭德秀老人。

彭德秀老人，给我出示了潘玉良一张自画像，潘赞化送给玉良的嵌有他们合影的项链，三张印有玉良雕塑作品的名信片，和一张《潘张玉良夫人画展》说明书。还给我看了玉良下葬时的一组照片。说是他们家的表亲去年从法国带回来的。我从彭女士那里借回了画展说明书，自画像，三张明信片，和一些照片，翻拍复印后就还给了她。我想请她谈谈潘玉良，她说她从没有见过这位姨母，她也并不了解她，无法给我提供更多的情况。

我认真反复研究了这些资料，画展说明书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郭有守写的《我所认识的潘张玉良夫人》，介绍她生平简历。另一篇是东方艺术馆馆长耶赛夫介绍她艺术成就的文章，题目我忘了。就凭这点资料，加上我的合理推测和想像，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题为《旅法女画家潘张玉良》。这只能算是一篇人物小传。我投给了当时安徽省文化厅主办的文艺理论刊物《艺坛》。刊发在1982年第2期《艺坛》上，1982年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这篇小传，没能把我要表达的东西抒发出来，我心里仍然堵得慌，感到日夜不安。我读过《邓肯自传》《戈雅》《忏悔录》和被称作美国传记小说之父的欧文?斯通的很多作品，就萌生了以玉良这个人物为题材写传记小说的念头。我将这篇短文文稿给一位前辈看，说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的鼓励。我更有了信心。我开始利用业馀时间走访曾在上海美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过学的老画家和一些老知识分子，继续研究潘玉良。潘玉良的生活的空间非常广阔，扬州——芜湖——上海——巴黎——罗马——上海——南京——巴黎；她经历的时代漫长，从辛亥革命——粉碎四人帮”；性格的成长很复杂，从孤女——雏妓——小妾——美专学生——留学生——教授——艺术家。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历史的，地理的，民俗的，文学的，艺术的，美术的种种知识，都感到不够用。而我所掌握的潘玉良的材料都是来自间接，只不过是潘玉良的一个粗略的人生足迹。我既没条件去采访她的亲朋故旧，又没条件去看看她足迹所至的地域，我只是沿着她的足迹到书海中去求索。多读书，拜能者为师。凡是她所到过的地方，我都得跟踪着去研读那里的史志、游记、民俗，以至名胜古迹、城市建筑，里昂的丝织业、巴黎的艺术、罗马的颓垣残柱，以至那个时代巴黎的城市布局，那怕文中只提及一笔，都得围绕着它去翻阅大量资料。

那时我在安庆市图书馆古藉部工作，分管着两个大书库，一个阅览室和编目工作，工作很繁重，就是离开五分钟都得请人代替。而且上班时间是不能看与工作无关的书，我要写潘玉良传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会被认为是在搞小秋收，干私活，要受批评处份的。我只能利用早晚下班时间研读资料。因用眼过度，眼睛出了毛病，检查出三种病：双目视神经疲劳症；眼底黄斑部分陈旧性病变；眼压升高。建议不要再看书，否则有失明危险。我怎么能不看书？眼睛痛得全身痉挛无法控制时，我做做按摩又继续工作。这一切又只能在工作之余和晚上进行。在灯下坐到十一点，直到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为止，早晨四点就强迫自己起床。那时正值1981年严冬，我体质不好，老感冒，从热被窝里起来，就喷嚏接喷嚏，打得鼻涕眼泪潸潸。爱的力量让我坚持下来了。所幸的是，我喜欢美术，曾经无选择地读过一些美术作品和美术史，对我写潘玉良提供了条件。由于我没有办法掌握传主的生活细节和她的真实内心情感，我只能采用小说的形式来刻划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写小说，又是以真人真实为素材的传记小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塑造人物形象，只是由于爱，爱文学，爱笔下的人，爱一个顽强与苦难搏斗的灵魂，就那么随着感情流淌下去，以至不能自已。

但我有个设想，要让她在每一个人生道口活过来，叫她喊出我的心声：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人类的命运可以通过抗争来改变！条件差，基础薄，不足馁，只要有个崇高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执着追求，刻苦进取，就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命运之神只能败北在有志者的追求中！人生只能在求索中闪烁光辉。当然，也并不排斥机缘和条件。即使终生追求而不得，也能在求索中留下深深的履痕，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抱恨。我调动我所有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知识，要写活潘玉良，要让她鲜活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就当时我所掌握资料，只知她是扬州人，是潘赞化把她从芜湖妓院赎身带到上海，请上海美专的老师洪野先生教她学画，她第二年考进上海美专，从王济远学画。1921年考取中法大学，后又考进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数年后她去到罗马，考进意大利国立美术学院，后又学习雕塑，1928年回国，举办个人画展，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后又被徐悲鸿请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战前夕再次去法国。以后就定居巴黎，1977年在巴黎逝世。要写活一个人，就这点骨架都够不上的简介，绝对不可能的。为了让她活起来，我只能以她真实的人生经历为骨，以合理想象、推测、虚构的情节和细节为魂，来塑造一个真实文学形象的潘玉良。力求史实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但虚构也并非凭空臆想，它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的翻版。比如开篇，她的身世，因为无从了解到她的真实家境和家庭情况，也无法知道她如何去到芜湖妓院，是何人把她卖进去的，都不得而知。

1980年，我曾随安庆市图书馆一行到南京、扬州、镇江、苏杭直达宁波天一阁，参观学习古藉善本编目。我有个习惯，到任何一地，都要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还有个记笔记的习惯。我详细地记下了扬州城的疆域，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物产、历史名人等等介绍。扬州当时确有个叫广储门的地方。就在古运何边上，我就设想把潘玉良的家安在那里（扬州张玉良纪念馆就是按照我书中的描写建在那里的）。扬州在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较为繁华，手工业兴盛。有丝织、刺绣等行业、我就虚构张家以刺绣和制做毡帽为业。她家生意受骗，家道败落，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郁郁而死，不久母亲重病，临终前将她托付给她的弟弟，她成父母双亡的孤女，而一个吸大烟成性又穷困疗倒的舅舅把她骗到芜湖卖掉。我觉得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怡春院和里面的青楼女子、她的伙伴小兰、老鸨，芜湖商界众多的人物等等都是为把她这个传奇人物放在当时历史和的环境中塑造而设置的，也是为她后来要挣脱苦难的境遇，争得普通人的尊严和做人权利与封建黑恶势力和苦难搏斗做的铺垫。

又例如：她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我无法知道她是如何进去的。但我想，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那样的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像她这样出自青楼的女子，所到之处无不受歧视的时代。那些大家闺秀，阔小姐能乐意与她同学，学校能轻易接受她？她进入上海美专那一章中，我虚构了刘海粟挥笔在榜首加上潘玉良的名字。和苏州河边给她挂上上海美专校徽的情节。

要让一个艺术家立起来，她一定要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得想出一两个表现潘玉良对艺术酷爱到了可以不顾全个人声名和安危，以至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牺牲的细节。我昼夜苦思冥想，有天深夜，突然灵光一现，忆起了十多年前一位军区朋友在我家聊天说到一件事。他说，他们院子里有些女孩子真不像话，竟然跑到澡塘脱掉衣服相互画。这个来源于生活的细节完全可以用到潘玉良的身上。她为了画好人体素描，学校因人体模特儿风波未息，请不到模特，她完全可以潜入女澡塘，偸画女人体呀！我兴奋得不得了。顺着这个细节发展下去，她在澡塘画得正欢的时候，被浴女们发现，群起而攻之，她被揍了出来。我沿着我的思维继续发展，她回到家里，想着无模特可寻，脱去衣服，对着穿衣镜画自己。以及她的裸像后来被丈夫发现，潘赞化大发雷霆，用刀要毁坏裸像，玉良用身体护卫裸像的情节。这一下。就升华了潘玉良为了艺术的献身精神，展现出了她为了艺术不顾一切的顽强的个性。成为这部作品的亮点。《画魂》电影的导演黄蜀芹就对我说过，如果要她删除这两个细节，她就拒拍。

又例如，潘玉良有段时间除了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又应徐悲鸿之请，兼任南京中央大学素描老师，来往于上海南京两地任教。这期间，潘赞化的大夫人患眼疾来上海医治，就封建伦理习俗，正室与小妾就是主仆关系，主仆第一次相见，是要行大礼的。我虚构了潘玉良下课回家听到室内大夫人在与丈夫大吵大闹，要玉良给她行主仆大礼。玉良为了不让她深爱丈夫为难，进门就给大夫人跪下的情节，这一跪，让很多读者的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何等的屈辱啊？既使做了教授在家里还要给大夫人行主仆之礼，还能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这是我为玉良第二次西去巴黎设下的伏笔。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她要离开她深爱的丈夫潘赞化远去巴黎，丈夫肯定是舍不得她走，如何说动丈夫，让他理解她的苦衷呢？我又虚构了她送给赞化一个穿着漂亮裙裾的泥胎舞蹈女神。潘赞化连声赞美，说好漂亮。玉良找到了开口的机会，她说，她再美，在她出生的地方，谁也忘不了她是泥胎。细节是作品的生命，是细节让潘玉良站立起来了，活生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又例如，她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那些表现她骨气硬气的情节。都是虚构的。

《画魂－张玉良传》中，潘玉良的人生轨迹是完全真实的，但细节几乎全是虚构的。因为那时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料。我写她不是为了发表出版，更不为了名利，我只是想将她这个把一切苦难踩在脚下，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平等人格，不屈不挠与命运抗挣，做为一个载体，抒发我的心声，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人类的命运可以通过抗争来改变！条件差，基础薄，不足馁，只要有个崇高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执着追求，刻苦进取，就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心相连情相同，同悲同喜，同呼吸共命运，已无法分清她和我了。

我从1981年12月初开始动的笔，写了近三个月。我在前面讲过，我写玉良并没有想到它能发表，更没奢望出版，只是要让撞得好疼的心平静下来。写好就放在家里。可我很幸运。1982年3月，安庆市文联在东至县举办小说创作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条件是要发表过两篇以上的小说，我没写过小说，没有参加资格），他们从省城《清明》杂志请来两位编辑选稿。其中的张禹老先生曾在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时谪贬到安庆文化馆，和我先生同事，他经过安庆时，上我家看望我先生。说到他来安庆的事由，我先生就说，我家小石也写了篇小说。张禹老先生马上就说，拿来给他看看。他看得很快，不到半个钟头就看了三十多页。他放下稿子，对我先生说，你尽快抄清，能抄多少算多少，他说他们到东至看稿，两天后回来，他带回编辑部请主编看看。我下班回来，我先生已在帮我抄稿了。他日夜兼程，等张禹老先生从东至回来，他已抄了四万多字了。一周后，张先生打来电话，叫尽快将后面的抄好寄去，并说，如果后面的能和前面水平一样，就可以发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稿子寄出一周后，我就接到《清明》编辑部的电话，要我去谈修改稿件的事。接待我的是责任编辑谢竞成先生。他快人快语，说这是他们近年发现的最好的小说，也没什么改的，只是张玉良没有回国，担心有人找茬，文中说她是为了要让她的雕塑作品进入法国现代美术馆，他要我找刘海粟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这是为了减少风险。因为我歌颂的是一个妓女出身的旧官僚的小妾，大家都还心有余悸。

我在文中写到刘海粟，只因为他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潘玉良是他的学生，我写之前，也没条件去采访他，像他这样的大画家，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呢？责任编辑也就没有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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