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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西南联大最特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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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更新于2021-07-18 08: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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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走】西南联大最特别的什么

1937年,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
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于是在两次回答筛选之后,近300名学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从长沙建立的临时大学长途跋涉抵达昆明。闻一多、袁复礼、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穆旦都是这次迁徙中的一员。
80年后的现在,作家杨潇重走这条路,并写作了《重走》一书。书中,作者通过第一视角的叙述,让读者得在这条先贤们曾走过的道路上听鸟叫、虫鸣,看牛羊、花草,在河流、岩壁、古桥间,与沿途的各类人群交谈,领略中国南部的人文、风光。作者换一种观看方式,将目光转向国内,用脚丈量广袤真实的大地。作者认为,这是现实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与历史上知识人的流亡之旅交织、对话、共振,层累的、不同的中国”缓缓浮现。
最近,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重走》在京发布,活动以思想与行动”为主题。本书作者杨潇与嘉宾罗新、许知远共同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感悟,探讨思想和行动到底是什么关系,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为什么还要走。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多家媒体供职,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重走》立体书影
一段更漫长的写作生涯的开端
活动开始,杨潇首先分享了本书的创作缘起。他认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处理了三组关系:一是所处的行业的巨变关系,纸媒正走向断崖式的下跌,需要在流亡”中寻找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二是和情感的关系,在写作中慢慢培养对抗战历史的理解和迁徙飘零的感觉;三是和人生的关系,人这一辈子能够做的事情其实特别特别少。结合思想与行动”的主题,他说,我写完这本书就特别明确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你有一件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没有理由现在不去做它,人类就是太习惯给自己找各种不去面对的借口。”
春节期间,罗新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他过去读国外的旅行文学比较多,特别是英文,影响了他的学术路线相比之下,中文写作的缺失让人遗憾,但是这本书让他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我对中文原创旅行文学比较高标准的期待,我觉得达到了这种期待,我可以说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
关于中外旅行文学,罗新进一步分析道:中国旅行写作不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门类,过去都是放在散文里面。其实在近代的欧洲,特别是在熟悉的英文文学世界里面,这种旅行写作分量很高的,有许多经典作品足以跟虚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从长期阅读来说,甚至不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是在很多其他历史学、社会学,读者面非常宽。
现在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写作者,通过旅行作品表达自己对于文化、思想关注,对于社会的关怀,甚至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杨潇的厉害之处在于突破了为旅行写作而旅行写作”,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他自己的行走,他自己的思考,他的感受,同时也有很深的历史性,把80年前邀请到今天,他也自己主动地参与到80年前那些行走当中去。80年不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鸿沟,而成为一个通道,成为一个联系点,使得80年来历史的变化能够瞬间感觉到。
许知远认为,杨潇的写作中蕴含着美国新闻和国家地理的传统,他非常明确这条线,甚至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他之前所有训练一次爆发。我觉得更把这本书看作杨潇更漫长写作生涯的开端,这个开端会导致不断的新结果,新的结果每一本都应该来处理。”
2014年,杨潇从美国访学回来后发现中国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身为媒体人,看见纸媒的衰落裂解、同行的流散,心中的感触更深一分。他的《重走》,也是因为自己陷入了某种存在主义危机”,也就是他在活动现场提到的对于行业、时代、情感以及人生的困惑。他冀望和八十三年前的那些年轻人一起出发,从长沙一路西进,穿过贵阳抵达昆明,在时空交叠的行走与对话中寻求答案。
杨潇认为,自己在《重走》中要处理的问题是,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良好生活?年轻人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人生意义为何?他说,作为一名80后”,自己是听着《明天会更好》长大的,社会进步论似乎是最自然的事,直到在美国结识了来自阿富汗的同学,才明白中产会一夕之间沦为贱民”,国家也可能衰退崩溃。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一直处于不自知的”、对进步上升充满信心的状态,沉醉于清谈文艺生活,他称之为漂浮的青年时代”。回想起来,那段时光依旧美好而宝贵,但唯有访学前后那两年的变化遭际打破了这种不自知”,更希望凝聚心力去创造点什么。
选择行走有千万个理由
说到把行走把走路当做一个事来做,罗新最初是为了减肥。但是从工作来说,做历史的有好多种不同种类,有的人就是长期不出门,闭门造车造的非常完美,有的人是不出门就写不出什么来,或者难以形成感觉,他自己属于第二类人,对某个地方有什么感受,必须到那里去看看。我还是青年教师的时候,我就在历史系里属于好动,属于好事的这一类,我不仅自己要出去,我还喜欢组织一大堆人跟着,当老师的时候带学生出去,在系里面带着同事到处乱跑。”
许知远最早受旅行文学的启发,是2000年初开始读到简·莫里斯,接着读到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很早开始算有意识去做旅行文学,但是没有做成。对他影响大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索鲁,我特别喜欢旅行文学中诚实的经验,他虽然写的没有那么高级,但是他能够诚实地描绘人的状态。”另外一个则是蒂莫西·加顿·艾什,他算是政治写作和旅行写作高度完美结合在一起,喜欢写那种在极端年代极端时刻,一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候。这个转型中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在舞台之中,人们在极端时刻就会有更明确的展示,他写这样的人。他一直在探索这种前线感,其实这种前线感也特别吸引我,怎么寻找前线感,这些因素对我有很多影响。
杨潇的行走历程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以后他进了新华社,工作时间很自由,所以当时走了好多路,去湘西、皖南,包括走川藏线、南线、北线、青藏线,那个时候经常找机会沿途走一段,不管走多长时间。后来慢慢走路开始有了存在的意义,到周刊做记者之后出稿压力很大,那个时候一个解压办法就是到楼底下暴走,只要一个小时,脑子就变得清明起来,走路就变成回血的方式。在走路的过程中,被散落的一片片慢慢回来,人就变得更完整了,而且走路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是一种特别感到自在和舒服的方式。
旅行要往哪里走?
罗新认为旅行文学写得好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它一定在和自己路上见到的人,有许许多多很深入的联系,就是现实中的,这一点在杨潇的书里也有所体现,他有当过记者的经历,知道怎么跟人说话,也记得你说的那些话。”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好的旅行作家一般不是学者,罗新说:按说写旅行作品非常重要的是拥有历史知识,拥有历史感,可是恰恰相反,有关历史的旅行写作写得最好的没有历史学家,都是记者、作家出身的。这是因为旅行文学里面最成功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很多的时间层次感,要有时间的纵深感,这一点如果学过历史的人是有优势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得和现实有交往,瞬间的联系如何挖掘,这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要有意识的训练才有的,对于纯粹的学者来说天生的没有这个能力。
因此,罗新认为,与学者相比,记者、作家出身的写作者更善于挖掘与当下的联系,因为他们更善于和路人打交道,而学者大多倾向于封闭自己。他回忆自己的大都到上都之旅,虽然也偶尔和路人有交流,但往往得不到很多信息,作为历史学者,自己长于同过去的人建立联系,与当下路人的联系却是瞬时性的,如何深度挖掘瞬时性的联系,记者可能更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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